背景：人类基因属不可再生资源，“有用”的基因，可以利用它治病，解释或阐明疾病发生机理和生命现象，还可用于生产基因工程产品，分离出一个有用基因。它的价值一般要以数亿、百亿、千亿美金计算。由于中国人口最多，民族最多，病种最多，并且其隔离群多而纯，因此，个别科技强国向中国伸出黑手……
1998年数十家媒体披露：德国马普研究院人口研究所作为中间商，拿到一笔巨款通过中国老龄科研中心，打着“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监测”的名义，在全国22个省市非法无偿采集万名80至100岁以上老人手指上的鲜血，提供给美国杜克大学研究提取人类长寿基因。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这种为谋取私利充当“卖国贼”的行径，激起全国人民一片“愤慨”。
说到“基因采血”风波，首先应提到在此“风波”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童增。
今年42岁的童增曾就读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来跨专业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
1991年6月，童增来到中国老龄协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几年来，他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上，平平静静地过他的日子。可是1998年因他揭露领导的“卖国行为”，被单位砸了“饭碗”。
1998年3月丹麦遗传学专家本特·皮特森、老年学专家卡雷·克里斯丁森、老年学专家博约德琼和德国两名专家来到我国首都北京，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及中国老龄协会共同组织这项采血活动。3月2日至6日，在西藏大厦召开的调查员培训会上，他们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欺骗各省“老协”派来的调查员。会标上出现的中英文文字含义不同，中文会标为“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监测服务网会议”，英文会标为“DETERMINANTSOFLONGERITYINCNA”中文是给中国人看的（基因一词去掉），英文却是给外国人看的。
童增是最初的参与者。一开始，他以为这是对中国老人一项有益的调查。
这次调查，要从中国各地一万多名80－100岁以上老人身上无偿采血。会议期间，本特·皮特森提出要使用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采血方法。具体方法就是把百岁老人的手，先放在热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再进一步把手搓热，然后用针管在老人手指两侧中的一侧插进去，让手指滴出鲜血。第一滴血不要，从第二滴血开始，滴入滤纸的5个圆圈中，并使每一个圆圈充满鲜血。每个圆圈直径是12毫米，正好是一分钱硬币的大小，根据现场试验，起码两滴血以上才能充满一个圆圈，也就是说，要从老人手指上流出11滴以上的鲜血，而时间在一分钟以上才能完成采血过程。
当时，单位一位女同事让童增采血。童增原来怕见血，见如此“残忍”地从老人身上采血，他拒绝了。那位女同事又让另外3个“中心”同事采血，他们也都推辞了，后来北大一位老师做了试验。
那种场面让人心悸。这样做老人能受得了吗？童增心里想。人们询问本特·皮特森，丹麦政府是否授权给他在中国推广这种新的采血方法？遗憾的是，本特·皮特森并没有向他们出示丹麦王国的推广许可使用证明和咨询证明，也没有展示该种采血方法的临床跟踪记录。
既然如此，为什么本特·皮特森要准备在我国一万多名长寿老人身上使用？这岂不是在用中国的长寿老人作医疗方法的试验？这样大规模地采集人体鲜血，中国近五十年来从来没有过，即使中国卫生部也没有这样做过。
采去的血事前又不说明做什么用，没有保险也没有补偿。童增及几位同事向单位提出，这样采血会不会出现危险，这不是在损害长寿老人的合法权益吗？
“中心”领导说是按惯例给老人检查身体。
他感到老人的权益正在受到损害，他再次找“中心”负责人提问，可此时那位负责人远去了重庆。这时全国已开始布置采血任务，好多地方的老龄协会打电话问童增，北京有没有停止采血的通知。这说明，采集长寿老人的血是一件非常不得人心的事情。
童增从这项活动中退了出来，顶着压力给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及丹麦大使馆写信反映情况。他的反映立刻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外交部很是重视，亲自打电话向童增询问情况。丹麦大使馆却给了童增一个答非所问的传真回复。在回复中，只字不提丹麦专家用这种新的采血方法对中国老人权益的损害，只提到中方组成研究团去丹麦的可行性，研究照料老年人问题，还包括环保等问题。
对这种答非所问的回答，童增感到不满，事后多次打电话给丹麦驻华大使馆，他们说正在把他的来信翻译成丹麦语，拖着没有回答。
童增没有理睬这份不谈实质问题的回复，把它交给了单位。据童增说，“中心”领导如获至宝，他们没有通过外事办，直接找到丹麦大使馆商谈组团到丹麦的可行性。丹麦对来访者回答很干脆，没有经费。
在3月份的调查员培训会上，会标英文中暴露出“基因”一词，童增意识到这可能关系到我国长寿基因的外流。可童增拿不准，他先后托人找到著名科学家朱光潜的女儿———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和北京医科大学有关专家咨询，他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这种感受越来越明朗，正像他给有关领导的反映信中所述：本特·皮特森等三人组织策划抽取我国一万多名长寿老人的血样，据说是带回丹麦王国去作研究，但他们并没有说明研究的目的。但是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这些长寿老人的健康长寿，而是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建立一个基因库，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和基因缺陷作准备。
这位血性的学者坚决对此予以揭露，指出这是出卖祖国基因资源和民族利益的行为！
4月初，卫生部、民政部两次明令停止采血。民政部领导找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副会长唐武全要求项目停止，按照审批程序报有关部门审批。“中心”表面上答应下来，但仅停数天，在没有得到批文的情况下，打电话指示各有关省继续采血。6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36号文件《关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根据此文要求，老龄协会应该向中央报批，但“中心”扣下文件不予传达，采血照样进行。
由北京大学人口所所长曾毅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副主任肖振禹等策划的同德国马普研究院人口所、美国杜克大学共同进行名为高龄死亡率的研究项目，于1997年11月正式签署了北京大学和杜克大学分包合同协议书。根据合同规定，由美国健康研究院（IUIH）提供100万美元资金，中方负责完成万名高龄老人的调查和采血任务，美方每年付给中方项目负责人125000美元，中方负责交给美方资料和成果。合同规定中方“应竭尽全力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承担“履行协议中一切风险和责任”，并为此提供充分保障。
合同第七款“特殊条件”中规定：1．在版权方面，任何版权或版权资料由主要著者所在单位支配。任何此类版权在不征收版权税、及独家占有的前提下，允许美国政府对其进行复制、翻译、发表、使用和转让，并授予其他机构同等权力。2．专利方面，规定本协议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一项发明的支配权须遵照公法96—517号的修订案、公法98—620号和实施通则（37CFR401号）执行。分包方（即北京大学）同意满足联邦机构为确保上述法律、条例的执行所需的一切要求。
对这份长达10页的合同，社会科学院法学院著名知识产权专家李明德教授认为：在涉及版权及专利两项利益上，对我方大学不利。但是，在目前阶段，由于我方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急于开展对外合作，获得外国的研究资助，往往忽略了后期研究成果的归属。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为对方作了一些搜集资料，或提供初步研究成果的工作，最后却让他人获得了版权、专利权等权利。合同是在对美国法律没有了解的情况下盲目使用美国法，这样就会在实际申请或使用知识产权时受到美国的限制，甚至遭受损失。后来，事实证明：以版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有限的科研资助费用，外国投资者或科研机构也总是把眼光放在最后的成果上。在北京大学与杜克大学的合作中，如果我方不注意后期成果，把有关的资料提供给对方，甚至把宝贵的血样提供给对方，流出境外，有关的版权或可能产生的发明权、专利权就会归他人所有。协议中要求中方遵守的美国法律达10多项，协议还规定“遵守联邦一切规定”和“依照比大卡罗那州（杜克大学所在地）法律解释”等。这是一个按美国意愿和法律制订的协议，显然，这是一项为外国人打工，出卖民族利益的不平等合同。
北京女记者寿蓓蓓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此事进行跟踪采访。寿蓓蓓来到“中心”，受到肖振禹等人的严格盘查质问和围攻。当她问到采血的实质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但聪明的寿蓓蓓还是想方设法采访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中心”告诉她已经停止采血，但她来访时获悉采血并未停止。
为了采访到采血现场，她来到江西九江与当地老龄委工作人员讲好一起到采血现场，目击采血过程。但这时九江老龄委接到北京“中心”的指令：不能让她前往现场。
中国老龄协会怕事情败露，找到寿蓓蓓所在的报社，向报社施加压力。
在老龄协会的高压下，她所在的媒体让有关文章“流产”了。但是1998年6月28日，江西的《信息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寿蓓蓓撰写的《万名中国老人基因在流失……》的文章。消息一出，在神州大地犹如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随后，《羊城晚报·新闻周刊》、《深圳风采》周刊分别发表了关明强《包藏阴谋的采血》、《万名老人的血不能外流》的长篇报道，指出这是一些机构和个人为了牟取私利，充当助纣为虐的“卖国贼”角色。很快数十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人们被这种“上卖祖先、下卖子孙”的卖国行为所激怒，有的读者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此事，追查该事件的策划人和相关的责任。各地参与调查的部门、单位、个人和被采血者及其家属亲友前来质问的、上访的、告状的、索赔的、查实的络绎不绝。各级老龄组织被搅得焦头烂额，工作处于被动，风波难以平息！
寿蓓蓓的文章发表后，“中心”来电话说要告她诬陷（后来没告），寿蓓蓓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欢迎打官司，这样，什么事都能拿到桌面上说个清楚。”电话那头“中心”的一位领导愣了好半天没说话。寿蓓蓓心里坦坦荡荡，她明白在这件事中谁在出卖自己的良知。
为了掩盖舆论，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以损害中心“名誉”为由分别把《深圳风采》、《羊城晚报·新闻周刊》和《信息日报》告上法庭，而把作者寿蓓蓓、关明强搁在一边。奇怪的是，别人惟恐躲避官司不及，关明强却向法院要求追加自己为被告。
关明强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后，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大而言之是为了正义真理，公正与平等；小而言之是中国人有个坏毛病，怕事、躲事。我想文责自负，我手头上掌握着一定的证据，我应当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支持为正义和真理呼吁的新闻单位。”
全国各地的长寿老人看到报道后更加恼火，认为有的人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竟然出卖我们身上最后一点资源，同外国人搞所谓的“合作”，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当然，如果确实为了祖国医疗研究，只要讲清楚，老人们会愿意作出最后一点点“奉献”的。
童增的行为同时也激怒了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龄协会以他破坏科研等一系列“罪名”辞退了童增。
由于舆论的及时监督，4000份血样保存在北大生命科学院，没有流出境外。但至今却没有一分钱来研究这些血样，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心”已停止采血了呢？
1999年3月份，两会期间，童增向“两会”代表递上材料。在材料中反映：1998年8月份，根据中国老龄协会50号文，第三次掀起采血高潮，大部分省、市在这个时间进行调查和采血活动。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第四次采血高潮。他们冒着违法、违纪的风险，企图把采血进行到底，可以看出那些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人是怎样的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为外国机构效劳。我希望大会主席、希望各位委员，审查国家大事时，也能重视这个长达一年的非法采血事件，责成有关部门认真负责地处理并加强立法，使对外合作能有序地进行，使国家资源和民族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此事早已引起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医生出身的江西籍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教授自从看到《信息日报》上的文章后，密切关注着此事。他知道如果分离出长寿基因，它的经济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与外国合作，应该考虑到成果的分享。这与其他生物学家看法一致：要注意保护中国的基因资源。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以他为首的几位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会议递了提案。
愿基因风波早日画上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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